第四十五回 嘱后事贤后升遐 绍先朝奸臣煽祸 (第1/1页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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却说范纯仁外调后，尚书右仆射一缺，尚属虚位，太皇太后特擢苏颂为尚书右仆射，兼中书侍郎，苏辙为门下侍郎，范百禄即范镇子。为中书侍郎，梁焘、郑雍为尚书左右丞，韩忠彦即韩琦子。知枢密院事，刘奉世签书枢密院事。嗣又因辽使入贺，问及苏轼。乃复召轼为兵部尚书，兼官侍读。原来轼为翰林学士时，每遇辽使往来，应派为招待员。时辽亦趋重诗文，使臣多文学选，每与轼谈笑唱和，轼无不立应，惊服辽人。会辽有五字属对，未得对句，遂商诸副介，请轼照对。看官道是什么难题？乃是“三光日月星”五字。轼即应声道：“‘四诗风雅颂，’这是天然对偶，你不必说是我对，但说你自己想着便了。”副介如言答辽使，辽使方在叹愕，轼又出见辽使道：“‘四德元亨利，’难道不对么？”辽使欲起座与辩，轼便道：“你道我忘记一字么？你不必多疑。两朝为兄弟国，君是外臣，仁庙讳亦应知晓。”仁宗名祯，这是苏髯诙谐语，不可作正语看。辽使闻言，亦为心折。旋复令医官对云：“六脉寸关尺。”辽使愈觉敬服，随语轼道：“学士前对，究欠一字，须另构一语。”适雷雨交作，风亦大起，轼即答道：“‘一阵风雷雨，’即景属对，可好么？”辽使道：“敢不拜服。”遂欢宴而散。至哲宗大婚，辽使不见苏轼，反觉怏怏，太皇太后乃召轼内用，寻又迁礼部兼端明侍读二学士。
御史董敦逸、黄庆基，又劾轼曾草吕惠卿谪词，隐斥先帝，轼弟辙相为表里，紊乱朝政。想又是洛党中人。吕大防替轼辩驳，且言近时台官，好用蜚语中伤士类，非朝廷之福。辙亦为兄讼冤。太皇太后语大防道：“先帝亦追悔往事，甚至泣下。”大防道：“先帝一时过举，并非本意。”太皇太后道：“嗣主应亦深知。”乃罢董、黄二人为湖北、福建路转运判官。未几，轼亦罢知定州。苏颂保荐贾易，谓易系直臣，不宜外迁，与大防廷争。侍御史杨畏、来之邵即劾颂庇易。颂上书辞职，因罢为观文殿大学士。范百禄与颂友善，亦为杨畏所劾，出知河南府。梁焘亦因议政未合，遂称疾乞休，乃再召范纯仁为尚书右仆射，兼中书侍郎。杨畏、来之邵复上论纯仁不可再相，乞进用章惇、安焘、吕惠卿，疏入不报。吕大防欲引畏为谏议大夫，纯仁谓：“畏非正人，怎可重用？”大防微笑道：“莫非恨他劾奏相公么？”纯仁尚莫名其妙，苏辙在旁，即读畏弹文。纯仁道：“这事我尚未闻，但公不负畏，恐畏且负公！”隐伏下文。大防不信，竟迁畏礼部侍郎。畏劾范纯仁，且请用章、吕等人，其隐情已可窥见，何大防尚未悟耶？元祐八年八月，太皇太后寝疾，不能听政，吕大防、范纯仁入宫问视，太皇太后与语道：“我病将不起了。”吕、范齐声道：“慈寿无疆，料不致有意外情事。”太皇太后道：“我今年已六十二岁，死亦不失为正命，所虑官家宫中称皇帝为官家。年少，容易受迷，还望卿等用心保护！”吕、范又同声道：“臣等敢不遵命！”太皇太后顾纯仁道：“卿父仲淹，可谓忠臣，在明肃垂帘时，惟劝明肃尽母道，至明肃上宾，惟劝仁宗尽子道，卿当效法先人，毋忝所生！”纯仁亦涕泣受命。高后岂亦虑哲宗之难恃耶？太皇太后复道：“我受神宗顾托，听政九年，卿等试言九年间，曾加恩高氏否？我为公忘私，遗有一男一女，我病且死，尚不得相见哩。”时嘉王頵已薨，高后子只留一颢，徙封徐王，故尚未相见。言讫泪下，喘息了好一歇，复嘱吕、范二人道：“他日官家不信卿言，卿等亦宜早退，令官家别用一番人。”说至此，顾左右道：“今日正值秋社，可给二相社饭。”吕、范二人，不敢却赐，待左右将社饭备齐，暂辞出外，至别室草草食讫，复入寝门内拜谢。太皇太后呜咽道：“明年社饭时，恐二卿要记念老身哩。”太后既预知哲宗心性，当力戒哲宗，奈何对吕、范二人，徒作颓唐语，亦令人难解！吕、范劝慰数语，随即告退。越数日，太皇太后竟崩。后听政九年，朝廷清明，华夏绥定，辽主尝成群臣道：“南朝尽行仁宗旧政，老成正士，多半起用，国势又将昌盛哩，汝等幸勿生事！”因此元祐九年，毫无边衅。夏主来归永乐所俘，乞还侵地，太皇太后有志安民，诏还米脂、葭芦、浮屠、安疆四寨，夏人遂谨修职贡，不复生贰。有司请循天圣故事，两宫同御殿，太皇太后不许。又请受册宝于文德殿，太皇太后道：“母后当阳，非国家之美事，況文德殿系天子正衙，岂母后所当御，但就崇政殿行礼便了！”太皇太后侄元绘、元纪，终元祐世，只迁一秩，还是哲宗再三申请，方得特许。中外称为女中尧、舜。礼臣恭上尊谥，乃是“宣仁圣烈”四字。
哲宗乃亲政，甫经著手，即召内侍刘瑗等十人，入内给事。翰林学士范祖禹入谏道：“陛下亲政，未闻访一贤臣，乃先召内侍，天下将谓陛下私昵近臣，不可不防。”哲宗默然，好似不见不闻一般。侍讲丰稷，亦以为言，反将他出知颍州。出手便弄错。范祖禹忍无可忍，复接连上疏，由小子略述如下：
熙宁之初，王安石、吕惠卿造立新法，悉变祖宗之政，多引小人以误国，勋旧之臣，屏弃不用，忠正之士，相继远引，又用兵开边，结怨外夷，天下愁苦，百姓流徙，赖先帝觉悟，罢逐两人，而所引群小，已布满中外，不下二十万，可复去。蔡确连起大狱，王韶创取熙河，章惇开五溪，沈起扰交管，沈括、徐禧、俞充、种谔兴造西事，兵民死伤，皆不先帝临朝悼悔，谓朝廷不得不任其咎，以至吴居厚行铁冶之法于京东，王子京行茶法于福建，蹇周辅行盐法于江西，李稷、陆师闵行茶法市易于西川，刘定教保甲于河北，民皆愁痛嗟怨，比屋思乱，赖陛下与先后起而救之，天下之民，如解倒悬。惟是向来所斥逐之人，窥伺事变，妄意陛下不以修改法度为是，如得至左右，必进奸言，万一过听而误用之，臣恐国家自此陵迟，不复振矣。
这疏大意，是防哲宗召用熙丰诸臣。还有一疏，仍系谏阻近幸，略云：
汉有天下四百年，唐有天下三百年，及其亡也，皆由宦官，同一轨辙。盖与乱同事，未有不亡者也。汉自元帝任用石显，委以政事，杀萧望之、周堪，废刘向等，汉之基业，坏于元帝。唐自明皇使高力士省决章奏，宦官遂盛，李林甫、杨国忠皆自力士以进。唐亡之祸，基于开元。熙宁、元丰间，李宪、王中正、宋用臣辈，用事总兵，权势震灼，中正兼干四路，口敕募兵，州郡不敢违，师徒冻馁，死亡最多。宪陈再举之策，致永乐再陷，用臣兴土木之兵，无时休息，罔市井之微利，为国敛怨，此三人者虽加诛戮，未足以谢百姓。宪虽已亡，而中正、用臣尚在。今召内臣十人，而宪、中正之子，皆在其中，则中正、用臣必将复用，臣所以敢极言之，幸陛下垂察焉！
两疏呈入，哲宗仍然不省。范纯仁、韩忠彦等亦面请效法仁宗，均不见纳。吕大防受命为山陵使，甫出国门，杨畏即首叛大防，上言：“神宗更立旧制，垂示万世，乞赐讲求，借成继述美名。”哲宗便召畏入对，并问：“先朝旧臣，孰可召用？”畏举章惇、安焘、吕惠卿、邓润甫、李清臣等，各加褒美，且言：“神宗建立新政，与王安石创行新法，实是明良交济，足致富强。今安石已殁，只有章惇才学，与安石相似，请即召为宰辅。”哲宗却很是信从，当下传出中旨，复章惇、吕惠卿官。寻用李清臣为中书侍郎，邓润甫为尚书左丞。至宣仁太后葬毕，吕大防回都，闻侍御史来之邵，已有弹章，即上书辞职，哲宗立即准奏。拔去首辅，好算辣手。于是彼言继志，此言述事，哄得这位哲宗皇帝，居然想对父尽孝，一心一意的绍述神宗。元祐九年三月，廷试进士李清臣，发策拟题，题云：
今复词赋之选，而士不知劝，罢常平之官，而农不加富，可差可募之说杂，而役法病，或东或北之论异，而河患滋，赐土以柔远也，而羌夷之患未弭，弛利以便民也，而商贾之路不通。夫可则因，否则革，惟当之为贵，圣人亦何有必焉！
原来元祐变政，曾禁用王氏经义字说，科试仍用诗赋，补上文所未及。所以李清臣发策，看作甚重。第一条便驳斥词赋，第二条阴主青苗法，第三条指免役，第四条论治河，第五条斥还夏四寨事，第六条讥盐铁弛禁事。门下侍郎苏辙抗言上奏道：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