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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节探讨玄学的世界观。
桓温对殷浩讲：“你已给我讲了三天玄学，却只是讲外围，还没有讲玄学的具体内容。”
殷浩说：“如果不把玄学的来龙去脉讲明白，上来就讲玄学的内在理论，就把你讲蒙了。”
桓温问道：“今天的玄者在政治上一心贯彻无为而治，这和汉初道家的无为之治是否相同？”
殷浩说：“汉初的无为之治仅仅是道家在特定条件下的一个特定措施。他不代表道家的治国理念。道家宗旨是社会服从老子的自然规律。但老子的自然规律（世界观）是：“反者道之动，弱者道之用”。自然是变化无常，玄之又玄的；对社会的作用是润物细无声的。因此黄老道家指导性纲领是因循变化，审时度势。道家在不同的情况下会选择不同的方案。像管仲、慎到的治国方案就不同于汉初。”
“无为之治只是黄老道家在特定时期的一个治国方案。情况变了，方案要跟着变。”桓温若有所思。
“对，”殷浩说：“而玄学的自然规律（世界观）是不变的，以无为本。所以无为而治是玄学家的不变的政治纲领。”
玄学的世界观是以无为本，以有为末。这是王弼提出的。这是对老子‘天下万物生于有，有生于无’思想的‘发挥’，不是发展。因为老子对“道”的最总定论－－－玄之又玄，不可尽知的。
而玄学的世界观是明确的———以无为本！将世界“虚化”。这样虽然道与玄都服从自然，但是这两个自然规律是不同的。
玄学大学者，20岁的王弼总结了玄学的世界观，在何晏“无中生有”的基础上，将自然规律总结为“以无为本”。至此玄学可以独立于百家之外，自成一说了。
冯友兰认为玄学是道家的一个分支。道家宗旨是社会服从自然规律，而玄学宗旨是个人服从自然规律。两者所推崇的“自然规律”有本质的不同，玄学将自然“虚”化，是个人主义的入门，自成一说。
虽然老子书中对自然规律有深入探讨，如天之道，损有余而补不足；反者道之动,弱者道之用。老子探索很多自然规律的表象，但是他并没有明确的指出这个自然规律所谓的“道”是什么，这便是老子在现在也很难被理解的地方。
无独有偶，先秦儒学也没有对天道做出具体解释，这正是中国哲学的一个亮点，做学问非常严谨，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（西方的宗教则不同，上帝是“先知”，不能有它不知道的东西。宗教必须确定天道是什么：大自然是上帝创造的，自然规律就是上帝的懿旨。）。
想搞明白玄学，首先还得弄懂王弼。王肃引“道”援儒之后，人们纷纷在研究这个‘道’（大自然的规律）到底是什么？
王弼给出玄学的答案，这个道就是“无”。玄学中王弼的学说影响最大。玄学的主流的世界观就是王弼提出的‘以无为本’。这个论点为玄学开张。
玄学是个人服从世界观的理论。因此这个“以无为本”的世界观很重要。他成为玄学关于政治理论和个人发展的终极指导。
（一）以无为本要求政治采取无为而治。将无为而治提升为政治纲领。
玄学的世界观是以无为本，以有为末。这是王弼提出的。这是对老子‘天下万物生于有，有生于无’思想的‘发挥’，不是发展。因为老子对“道”的最总定论－－－玄之又玄，不可尽知，才是对的。
王弼说世界万物原来都是静止不动的，你无论怎么推动他，最终都要静止下来。所以推动不如不推。又大胆引申批判儒学：无论怎么仁爱的对待卑贱的人，卑贱之人最终还是卑贱。所以“有为”不如“无为”，所以要“以静制动，以静治国，无为而治”。
王弼为了论证“以君御民”的政治主张，便用一多关系论证“以寡治众”、“执一统众”的必然性。王弼认为，“以一为主”是宇宙间的“必由之理”、普遍规律，民必然要统一于君。他说：“宗，万物之主也；君，万事之主也。”
庄园主的核心利益是财富的积累。可是庄园创造的财富主要来自剩余的粮食，布匹，美酒和水果。这些东西不易储存，必需及时换成货币，因此庄园主需要一个宽松的政治环境。需要流动与商业。政府的‘无为而治’是对社会流动的最好的支持。
两晋的社会现实就是在当前的科技水平下，庄园经济代表着社会最高的生产力。所以社会在方方面面，都要围绕着如何更好地适应庄园经济的发展。
庄园经济在当时最大限度的保障了广大穷苦民众的生存，保护了士族财富的增加，最大幅度的确保了皇家赋税的增收。
确保皇家赋税，这一点很不好理解，在整个两晋时期，“土断”都是皇家的一个大难题。后世的学者就认为，士族阻碍了皇家赋税的增收。其实，换一个角度看，今天的大企业经济，仍然存在大量的偷税、漏税现象，而且国家向他们征收的税赋比例还比小企业小得多。但是，这不改变大企业作为国家税赋的主体。因为他们代表了最高的科技，最高的生产力。
大庄园被抽取的赋税比例低，使得自耕农甚至要主动依附大庄园。
对于皇家来说，核心利益是在不引起社会动荡的情况下，最大限度征收税赋，供其享乐。所以，无论他再讨厌士族向其讨要特权，他也只能更配合地支持庄园经济。
晋律比汉朝律法削减了近80%，其中一个目的就是让权于庄园主，让庄园主更好的经营庄园，以达到在社会稳定的情况下最大的税赋增收。
然而晋律也有增加项。我们研究一下那个“杂抵罪”。这一项律法却是汉朝没有的，而是晋律中新增的。“杂抵罪”确保了士族在庄园中的权威。
这条法律汉朝没有，光武帝一上台就颁发诏书，规定天下以人为贵，任何伤害奴隶身体的行为等同于伤害平民，必须被治罪，而且不允许任何形式的减罪。汉光武帝在公元35年下诏“天地之性，人为贵。其杀奴婢不得减罪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