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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中的最后一年，是命运冲刺的关键时期，父亲对保良的督导和管束，也严格得有点变本加厉。不仅不许保良再看电视，而且控制了保良的电脑，父子之间，常为电脑的使用怄气。
最影响保良的期末成绩的事情意想不到地发生了，在高中最后一个寒假到来之际，保良的母亲死了。
母亲是得了一种叫疱疹的病突然不治的。父亲把母亲送到医院后，母亲发了三天烧，三天后神志开始昏迷，没用多久，便飘然而去。
母亲是保良生活中最后一道饱含温情的颜色，没有母亲的世界，在保良眼中空洞无比。当母亲的遗体被医院的护士推走时保良失声痛哭，父亲用力将保良抱进自己怀里，像是防备保良的灵魂紧随母亲那具瘦小的躯壳离去。
也许父亲在抱住保良时才发现儿子已经长成了一条汉子，个头儿已经和他一样高大。虽然身板依然单薄，但瘦削的胸脯却像扇面似的打开，支撑了肩膀的宽阔。
母亲的死使保良无心功课，他常常把母亲昏迷前悄悄交给他的那只耳环握在掌心。握住耳环的手掌能感觉出心跳的律动，这时他就能够静下心来，虔诚地重温母亲的殷殷嘱托。
也许是回光返照的力量，母亲弥留之际的声音清晰得那么奇异。在她心跳终结的那天下午，保良就在她的床前，病房里那时没有别人，保良突然发现母亲早已浑浊的眼里，又闪出了生命的光辉。保良还以为母亲的身体出现了奇迹般的好转，没有想到母亲嘴里断续发出的声音，便是她的临终遗言。
母亲说：“保良，我的儿子……妈妈要走了，你好好照顾自己，照顾你爸爸。你再答应妈妈一件事情好吗，你……你一定要找到你姐，你找到她，把这只耳环给她，这是妈妈送给她的嫁妆。你让她戴上这对耳环，到妈妈的坟前看妈一眼。我……我真的想……想再回鉴宁咱们的那个小院看看，真想再看你姐一眼……”
下葬母亲时，父亲找过这只耳环，想让母亲带走，结果没有找到。再三逼问保良，保良才拿了出来。他对父亲说：这是妈留给我的。父亲问：另一只呢？保良说：妈给姐姐了。
父亲哑然无话，他低头想了一下，没再要回那只耳环。
父亲把母亲葬在了省城的平安公墓，每年交上一百五十元钱，就可以租下一个存放骨灰的格子。在遗骨安放前保良背着父亲悄悄取出了一部分骨灰，用一只玻璃瓶装了藏好。因为母亲病倒前不止一次地说过，想搬回鉴宁老家去住。她说人总要落叶归根，你爸爸将来退了休，肯定也是想回老家住的，所以当初真该把鉴宁咱家的房子买了留着。再说你姐说不定什么时候也会回到鉴宁去的，她要想回家了，也能有个地方找到咱们。
鉴宁对于母亲，不仅是故乡，是思念，是真正的家，而且也是最有可能和失散的女儿重逢的地方。
鉴宁对保良，也是同样。
寒假到了。
父亲的单位很照顾父亲，安排父亲和另外几位公安英模去南方疗养，每人还可以随行一位家属。保良并不想去，于是对父亲撒谎，说寒假期间学校给几个插班生安排了补习，父亲当然高兴，支持他以学习为重。
父亲去南方了。
走的前一天晚上，父亲做了炸酱面，就着面又喝了点酒，红着脸对保良掏了心窝。他说：“保良你长大了，有些话爸爸可以跟你说了。自从你姐姐第一次离家出走以后，你妈就一直恨我。她一直以为是我非要拆散你姐和权虎，害得咱家不能团圆。她虽然过去也在公安局工作，但没干过真正的公安，她对我把你二伯查出来这事也想不明白，认为我害了自己的兄弟，也害了自己的女儿。我也知道权力是我的兄弟，我们从十岁那年就发誓不能同日生但愿同日死。我也知道咱们中国人为人处世，讲的就是义气二字。但我更知道，我是国家干部，我必须效忠国家，我是人民警察，我必须服从命令。我必须分清什么是公，什么是私。你爸爸头上的一颗国徽，肩上的两星两杠，是人民给的，我必须要为这份荣誉尽责。搞掉权力我很痛苦，但这个痛苦我能跟谁去说？保良，以后你也会明白的，如果你以后真的当了一名警察，你肯定也会这样选择。但你姐姐不明白，你妈也不明白，讲道理她们听不进去，她们是女人，女人往往不听道理，只信感情。这件事我和你妈伤了感情，她不跟我明说但我看得出来她恨上我了。这几年你妈几乎就没跟我说过话！保良，你想想爸爸这几年的日子是怎么过来的，爸爸为了国家为了工作置个人感情个人安危不顾，立了那么大功，组织上和广大群众那么肯定我鼓励我。我在外面，得到的全是鲜花和掌声，可我一回到家里，你们都不理解我。我和你妈在一个屋里生活，在一张床上睡觉，可三年多来她跟我几乎没有一句话说！儿子，你说，爸爸过的这叫什么日子……”
父亲脸红着，眼红着，眼泪汪汪的。保良这时似乎才一下发觉，父亲头上的黑发，有一半都变白了。保良这才知道，母亲的离去，对父亲来说，其实是一种解脱。
父亲去南方休养的第二天，保良便带上了那只装满母亲骨灰的玻璃瓶，乘火车独自返回了鉴宁。
漫长的三年，鉴宁似乎没有大变。市中心盖了几幢新楼，沿途还能看到几处新的工地，除此一切如旧。保良乘坐公共汽车经过百万豪庭大酒楼时，看到酒楼门口已经重新装修，大门上方“百万豪庭”几个霓虹大字，已被拆下，而新的“主人”姓甚名谁，却未见张扬，不知里面是否经营如故，鲍鱼生意是否依然火红。公共汽车把保良一直拉到他家那条小巷的巷口，他从巷口走到他家的院门，恍若当年放学回家的景象——院门微掩，炊烟淡淡，母亲做饭时的唠叨，姐姐开门时的笑闹，父亲高声在叫：“保珍，把我的茶端过来……”一切如在昨日，音容宛然。
现在，那扇院门显然久无人顾，门上的漆皮斑驳得厉害，门上挂着一把大锁，锁上挂着一些红锈。保良知道公安局已将这个院子卖给了私人，但听李臣刘存亮说，他们家搬走之后，这里一直没有住人。
黄昏时保良在小巷的里端找到了李臣的家，李臣又带他去了刘存亮家。刘存亮的家里正有客人，三个人便一路踱到“鉴宁三雄”的老窝，那座依山临水的废窑。夕阳把整个窑丘镀得色彩迷幻，就像一座传奇电影中的神秘古堡，仿佛藏了多少鲜为人知的故事，表情显得肃穆深沉。
在童年好友李臣和刘存亮的见证下，保良将盛满母亲骨灰的瓶子打开，站在砖窑的窑顶，迎着耀眼的晚霞，向着平静如缎的鉴河，将母亲的遗骨向空中扬撒。山上无风，但撒出的骨灰却如烟似雾，在空中慢慢飘弥。刘存亮说他在《廊桥遗梦》那部电影里见到过这个场面，所以他感动得差点哭了。
保良没哭。
他为自己能带母亲回来而感到高兴，他由此确认自己已经堪当重任，已经长大成人。
骨灰在空中散去，散在山丘与河岸之间。兄弟三人谁也没能说出一句感慨的话语，只顾凝望夕阳西照的河流默默出神。
当天晚上他们在李臣家的一间小屋里聚谈到深夜，刘存亮走后保良就和李臣挤在一张床上睡到天明。按照前一天晚上三人商量的结果，李臣和刘存亮陪保良一早就来到原来二伯家管片的派出所，打听权虎的户口及其下落。在他们反复向民警说明来意之后，民警好歹答复权虎的户口还在，但人去了哪里并不掌握。权家的宅子已被法院罚没，权虎的户口倒还虚挂在那个住址下面，但如果有一天他真的回来，那个地址于他已经上无片瓦，下无立锥。
他们又去了姐姐没毕业便不再上学的那所鉴宁师范学院，辗转找到了若干姐姐当初的老师和已经留校任教的同学，他们都还记得陆保珍这个名字，甚至还有人能说得出保良小时候的模样，但与派出所的民警同样，没人知道姐姐的下落。姐姐在离校之后，便与这里断绝了联系。
他们又去了权家的百万公司，百万公司大楼依旧，物是人非。公司的牌子早不知被谁当废品收了，大楼门口进进出出的男女，也看不到一个相熟的面目。
他们最后的去处，便是那家同样改换了门庭的百万豪庭大酒楼。走近时才看清招牌改挂在院门之侧，已改名为鉴河商务会馆。三人瞻前顾后，探头探脑，缩手缩脚地走了进去，楼里的装饰布局已全然陌生，而迎面碰见的一位前台经理，居然看去有点面熟。
保良结结巴巴地上去打听：“呃……对不起，请问您是这儿的经理吗，您知道原来在这儿的权虎现在去哪儿了吗？”
那经理一听权虎二字，不由吓了一跳，上下打量保良和他身后的两位少年，犹豫了片刻疑惑地反问：“你们是哪里来的？权虎早不在这儿了。”
李臣在保良身后插嘴：“权虎是他姐夫，他是找他姐姐来了。”
那经理这才挂出一副权家旧将的恭敬，对保良点个头说道：“权虎他爸出事了，权虎已经走了好几年了。你是从哪里来呀？”
保良没说自己是从哪里来的，他继续问道：“您知道他去了哪里吗，我姐姐还和他在一起吗？”
经理和派出所的警察及师范学院的老师一样，只是摇头：“不知道。”
保良几乎完全灰心，但他不知是出于侥幸还是出于惯性，又问了一句：“这儿的人还有谁知道他们吗？”
经理再次毫不犹豫地摇头：“过去百万豪庭的人现在就我一个人留下来了，其他人都是后来才来的。”
这是保良重返鉴宁日程计划中的最后一站，至此希望全部落空。保良谢了那位经理，低头往外面走去。经理在他们身后又叫了一声：
“呃，你们……”
保良他们一齐站住，回头。
经理说：“百万公司里的权三枪你们认识吗？他前些天倒是来过一次，他可能知道权虎到哪去了。”
保良神经一绷：“权三枪？”
经理说：“就是原来权老板的干儿子，算是权虎的干哥吧。权老板那案子把他也扯进去了，判了三年，前一阵给放出来了。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还在鉴宁，在的话你们可以找找！”
保良在鉴宁一共住了三天，没有找到姐姐和权虎，也没有找到刚刚出狱不久的权三枪。
刘存亮和李臣把保良送上火车，告别时相约今年夏天在省城重逢。夏天他们都将在各自的学校毕业，学旅游服务的刘存亮想去省城的五星级酒店施展所学的专业，学汽车修理的李臣根本就不想再干这个专业，也想到省城另谋生计。汽车修理这种活儿又累又脏，而且干得再好也不能发展成什么。不像学旅游服务的刘存亮，干好了能当领班，能当领班就有升主管的可能，升了主管还有机会提为经理，提了经理就离总经理不算远了。等到刘存亮当了总经理的那一天，他李臣说不定还在汽修一条街的哪个修车铺子里，撅着屁股给人家卸轮胎呢。
鉴宁太小了，盛不下年轻人的宏伟理想，壮志豪情。
寒假很快就过去了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