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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p> 【星火燎原：河北的抵抗】
颜杲卿和颜真卿是一对堂兄弟，他们的五代祖就是北齐名臣颜之推，着有享誉后世、流传甚广的《颜氏家训》。在这本书中，颜之推列举了平生所见所闻的许多历史掌故，以及自己的一些人生经历，用平实而不乏睿智的语言，对后代子孙进行了谆谆教诲，阐述了修身齐家、治学养生、为人处世、宗教信仰等诸多方面的道理。该书虽被冠以《家训》之名，但由于其中蕴含着许多宝贵的人生智慧，所以一问世便迅速流传开来，被人们争相传诵，逐渐成为人格教育方面的范本和经典，影响了后来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。
颜氏兄弟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长大，其学问、修养与人格境界自然皆非常人可比。当安禄山的叛军席卷大河南北，大多数唐朝官吏都望风而降的时候，他们之所以能够宁死不屈，以巨大的勇气同叛军进行艰苦卓绝的抗争，其内在动力未尝不是来自于他们的家学渊源。
二颜入仕的时间差不多，都是在开元中期。其中，颜杲卿以父荫入仕，史称其“性刚直，有吏干”，最初在魏州担任录事参军，就干出了显着的政绩，“振举纲目，政称第一”（《旧唐书·颜杲卿传》）。其后屡获升迁，于天宝十四年出任常山（今河北正定县）太守。
与精明干练的堂兄颜杲卿相比，颜真卿属于比较纯粹的读书人。史称他“少勤学业，有词藻，尤工书”（《旧唐书·颜真卿传》）。所谓“尤工书”，就是善于书法。众所周知，颜真卿是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书法大师之一，他将纂书、隶书等笔法揉进楷书，独创了别具一格的“颜体”书法，后世把他和初唐的欧阳询、晚唐的柳公权、元人赵孟頫并誉为“楷书四大家”；其中，颜真卿和柳公权还被并称为“颜筋柳骨”。
开元中期，颜真卿以甲科的优异成绩进士及第，此后正式入仕，担任监察御史，期间数度出巡河西、陇右、河东、朔方等地，监察地方的屯田、军备等事宜，执法以公正严明着称。当时，五原郡（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北）发生了一起大案，其中颇有冤情，当地官吏久拖未决，颜真卿以朝廷特使的身份前往，很快就查明了这桩冤案。巧合的是，自从冤案发生后，当地便久旱不雨，可颜真卿刚把案子解决掉，老天爷立刻降下甘霖。当地百姓惊喜万分，都把这场雨叫做“御史雨”。
此后的几年，颜真卿不断升迁，历任侍御史、东京畿采访判官、武部员外郎等职，但由于为人正直耿介，从不拍杨国忠的马屁，所以不久就被排挤出朝，外放为平原（今山东陵县）太守。
颜氏兄弟出任地方太守之时，正值安史之乱前夕。此时的他们当然不会想到，命运即将把他们一举推上时代的风口浪尖。
颜杲卿的常山郡位于范阳的西南方，属安禄山的管辖范围；颜真卿的平原郡位于正南方，虽不属范阳管辖，但和常山一样，距离范阳都只有十来天路程。也就是说，安禄山的叛军一旦南下，他们所在的郡就是首当其冲的最前线。
天宝十四年十一月九日，安史之乱爆发，叛军于次日大举南下。九天后，安禄山亲率大军进抵藁城（今河北藁城市）。此地是常山下辖的一个县，与常山郡城近在咫尺，颜杲卿知道自己兵力薄弱，如果强行抵抗，其结果只能是城破人亡。好汉不吃眼前亏，为人精明的颜杲卿决定采用权宜之计——暂时以诈降的方式麻痹安禄山。
随后，颜杲卿带着长史袁履谦前往藁城晋见安禄山。安禄山觉得颜杲卿还算识时务，就赏给了他三品紫袍和金鱼袋。可与此同时，安禄山也多留了一个心眼，把颜杲卿的一些子弟留在军中作为人质，然后命他仍旧镇守常山。此外，安禄山又派部将李钦凑率数千人马进驻井陉口（太行八陉之五，位于今河北鹿泉市西），一方面防备河东与朔方的官军，一方面监视颜杲卿。
在返回常山的路上，颜杲卿指着身上的紫袍和金鱼袋，苦笑着对袁履谦说：“穿这玩意儿干什么？”
袁履谦心领神会。回到常山后，颜杲卿立刻与袁履谦暗中募兵，并加固城防工事，随时准备起兵反抗安禄山。
和猝不及防的颜杲卿比起来，颜真卿似乎要更敏锐一些。
因为他很早就嗅出了叛乱的气息。
安禄山起兵前夕，平原郡连日暴雨，颜真卿遂以城墙老旧、担心垮塌为由，积极组织人员整修城墙、挖深壕沟，同时囤积粮草，并整理完善了全郡预备役人员的相关资料，以备随时扩充兵力。在做这一切的同时，颜真卿表面上却装出一副无所事事的样子，天天招呼一帮文人学士泛舟河池，饮酒赋诗，希望以此消除安禄山的疑心。
然而，颜真卿的异动并没有瞒过安禄山的眼睛，马上就有耳目一五一十向他作了奏报。可在安禄山看来，颜真卿只是不懂军事的一介书生，就算他早有防备，也绝对翻不了什么大浪，所以安禄山并没有放在心上。
安禄山起兵后，第一时间向颜真卿发出了一道公函，命他率平原、博平（今山东聊城市）两郡士兵七千人，即刻进驻黄河渡口，为南下的叛军打前锋。
安禄山这一招实在是损。如果颜真卿按兵不动，那就等于不打自招，承认自己和安禄山不是一条心；如果他服从命令，那也等于是当了安禄山的炮灰。总之，不管颜真卿作何反应，其结果都很被动。
不过，颜真卿是不会被安禄山牵着鼻子走的。既然安禄山都敢于和朝廷反目成仇，他颜真卿又何惜与安禄山撕破脸面？
所以，在接到安禄山牒文的那一刻，颜真卿没有丝毫犹豫，立即派遣部将李平抄小道飞驰入京，向玄宗禀报河北的战况，同时表明自己誓死扞卫家园的决心。
李平到达长安时，河北郡县几乎已经全部投降了安禄山，玄宗每天接到的，都是令他极度失望和痛心的消息。这位心力交瘁的老皇帝曾经面对满朝文武发出哀叹：“二十四郡，曾无一人义士邪？！”（《资治通鉴》卷二一七）直到李平入朝，玄宗才像在茫茫黑夜里看见了一丝光明，又惊又喜地对大臣们说：“朕连颜真卿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，没想到他竟能做出如此义举！”
在与朝廷取得联系后，颜真卿公然揭起了反抗安禄山的大旗。由于备战充分，旬日之间，颜真卿就招募了一万多名勇士。随后，他又派人至常山，与堂兄颜杲卿相约共举义兵，以掎角之势遥相呼应，“断贼归路，以纾西寇之势”。（《旧唐书·颜杲卿传》）
安禄山万万没想到，正当他在前方高歌猛进、一路势如破竹的同时，颜氏兄弟已经在他后院燃起了一把熊熊烈火……
东京陷落后，以河南尹达奚珣为首的大部分官吏都投降了安禄山，唯独东京留守李憕、御史中丞卢奕（开元宰相卢怀慎之子）、采访判官蒋清等少数几人宁死不屈，同日被安禄山诛杀。
为了炫耀武功并杀一儆百，安禄山命部下段子光带上李憕等三人的首级，到河北各郡作巡回展览。十二月十七日，段子光得意洋洋地来到平原郡，可迎接他的并不是畏惧的眼神和谄媚的笑脸，而是颜真卿义愤填膺的一声怒喝：“来呀，把这家伙给我拿下！”
段子光还没回过神来，就被五花大绑推了出去，并一刀砍成了两段。颜真卿随即厚葬了李憕等三人，并召集全体将士祭奠凭吊。
颜真卿在平原郡的首倡义举很快得到了周边各郡的响应。随后，景城（今河北沧州市东南）、饶阳（今河北深州市）、河间（今河北河间市）、济南（今山东济南市）等地的唐朝官吏纷纷诛杀安禄山任命的官员，然后各自拉起队伍，少则数千人，多则上万人，共同推举颜真卿为盟主，一致反抗安禄山。
随后，玄宗又下诏擢升颜真卿为户部侍郎，仍兼平原太守。
昔日不被安禄山放在眼里的一介书生，此刻已然成为河北抵抗运动的领导人。
与此同时，颜杲卿在常山也迅速展开了行动。
他的首要目标是拔掉安禄山安插在他身边的那颗钉子——李钦凑。
颜杲卿假造了一份安禄山的军令，命李钦凑率部来常山接受犒赏。十二月二十二日傍晚，李钦凑兴冲冲地赶到常山，颜杲卿让袁履谦等人准备了丰盛的酒宴，席间还有歌伎舞女作陪助兴。李钦凑和他的部下立刻开怀畅饮，很快就酩酊大醉，横七竖八地躺倒在宴会厅上。
袁履谦朝手下使了个眼色，还在梦乡中的李钦凑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掉了脑袋，而他的一帮亲信也全都被俘。次日，颜杲卿将这些俘虏全部斩首，然后命人驱散了仍然驻留在井陉的小部分叛军，控制了井陉口。
数日后，安禄山派部将高邈、何千年回幽州征兵，二人经过常山时，颜杲卿又派人用相同手法把他们双双擒获。当时，叛军将领张献诚（张守珪之子）正奉安禄山之命围攻饶阳。何千年为了保命，就向颜杲卿献计说：“在下有一计，既能确保常山不失，又能立解饶阳之围。”他的计策是：派人四处散布消息，声称李光弼已率领一万精锐自河东出井陉口，准备先解饶阳之围，再北上直捣范阳，听到这个消息，不仅南下的叛军会军心动摇，张献诚也必然会解围而遁。
颜杲卿大喜，当即依计而行，张献诚果然连夜遁逃。颜杲卿随即派人进入饶阳慰劳将士，同时命人分赴周边各郡，说：“朝廷大军已自井陉口东进，随时会到，届时必将扫平河北诸郡的叛乱。在此之前，若主动回归朝廷的，必定重重有赏；倘若执迷不悟，顽抗到底，必定会被诛杀！”
河北诸郡本来就不是真心投降安禄山，如今听说官军马上要打回来了，于是一个个相继反正，前后总共有十七个郡宣布脱离安禄山，仍旧遵奉朝廷号令。“其附禄山者，惟范阳、卢龙、密云、渔阳、汲、邺六郡而已”。（《资治通鉴》卷二一七）
星星之火就这样形成了燎原之势。
随后，颜杲卿乘胜而进，又派了一个叫马燧的手下前往范阳，游说安禄山任命的留守长官贾循，让他归降朝廷。马燧说：“安禄山负恩悖逆，虽然暂时得到了洛阳，但终究会灭亡。公若能揭起义旗，诛杀几个拒不从命的将领，以范阳归国，颠覆安禄山的根基，此乃千载难逢的不世之功啊！”
贾循动心了。可是，慑于安禄山的威，贾循还是有些心悸，所以一直犹豫不决。
贾循的优柔寡断不仅让他与“不世之功”擦肩而过，并且为他召来了杀身之祸。
因为隔墙有耳。
安禄山的一个部将不知从哪里得到了消息，立刻派人飞报安禄山。
此时，安禄山已经亲率大军出了洛阳，正打算进攻潼关，西取长安。不料，河北接连传来十七郡先后反正的消息，紧接着又得到了贾循企图反叛的密报，刚刚走到新安（今河南新安县）的安禄山不禁惊出了一身冷汗，旋即掉转马头，返回洛阳，并命人火速赶回范阳解决贾循。
数日后，安禄山特使抵达范阳，秘密绞死了贾循，而且屠杀了他的所有族人。马燧风闻贾循被杀，慌忙逃出范阳，躲进了西山，被一个隐士收留，就此逃过一劫。
这个大难不死的马燧，后来成了德宗一朝的着名将领，在扞卫李唐社稷、平定藩镇之乱的战场上立下了赫赫功勋。
安禄山诛杀贾循后，命部将牛廷玠执掌范阳军务，同时又接连下了两道命令，一道给了驻留河北的骁将史思明，一道给了驻守河内（今河南沁阳市）的大将蔡希德，命前者率步骑万人南下，命后者率精兵万人北上，目标是同一个——围攻常山。
安禄山之所以如此气急败坏，一下子打出史思明和蔡希德这两张王牌，显然是因为颜杲卿和颜真卿在他后院点燃的这把火确实烧痛了他。
不赶紧将这把火扑灭，安禄山唯恐自己的老巢随时有被焚毁的危险。霸业新举，宏图初展，范阳怎么能在这个时候出问题呢？尤其是在安禄山正准备登基称帝的这一刻，范阳更不能出任何问题！
【临危受命：郭子仪和李光弼】
公元756年阴历正月初一，安禄山在东京洛阳举行了登基大典，自称大燕皇帝，建元圣武，以达奚珣为侍中，张通儒为中书令，高尚、严庄为中书侍郎，同时任命了文武百官，正式与李唐王朝分庭抗礼。
就在安禄山黄袍加身的这个时候，史思明和蔡希德也已经完成了对常山的合围。
小小的常山，能挡得住两万燕军铁骑的进攻吗？
此时，距颜杲卿诱杀燕将李钦凑、起兵反抗安禄山才只有八天，在这么短的时间内，颜杲卿根本来不及对常山的防御工事进行加固。也就是说，在燕军的日夜猛攻之下，常山城危在旦夕，随时可能被攻陷。
颜杲卿一边率众登城拒战，一边派人突围而出，自井陉口奔赴太原，向兵精粮足的太原尹王承业送去了十万火急的求救信。
从太原到常山大约只有四百里路，如果派出一支轻骑兵昼夜急进，不出三天便可抵达常山，就算不能马上解除常山之围，至少也能削弱燕军的进攻力度，为后续援军的到达赢得时间。
然而，让颜杲卿万万没有料到的是——王承业居然按兵不动，自始至终没有派出一兵一卒！
颜杲卿当然不会想到，王承业正眼巴巴地盼着他早点死……
早在常山被围之前，颜杲卿就派儿子颜泉明和部下张通幽等人，携李钦凑首级（同时押解何千年、高邈）入朝奏功，途经太原时，张通幽打算投靠位高权重的王承业，就向他献计，让他暂时扣留颜泉明，再写一道奏表，把诱杀李钦凑，俘获何千年、高邈的功劳据为己有，然后另行遣使入朝，向天子邀功请赏。
王承业深以为然，当即依计而行。玄宗得到献俘后，大喜过望，旋即“拜承业羽林大将军，麾下受官爵者以百数”。（《资治通鉴》卷二一七）
王承业偷了颜杲卿的功劳，难免做贼心虚。所以，当他听到常山被围的消息后，非但不可能出手相救，反而只会盼着颜杲卿赶紧城破身死。道理很简单，颜杲卿要是不死，迟早有一天会揭发王承业的“窃功”之罪，如今燕军恰好跑来帮他杀人灭口，王承业当然乐得作壁上观了，又怎么可能去救颜杲卿呢？
常山的命运就此注定。
在内无粮草、外无救兵的情况下，颜杲卿仍旧率众浴血奋战，一直坚持到正月初八，终于城破被俘。史思明和蔡希德入城后，纵兵屠杀常山军民，前后共杀了一万多人，随后将颜杲卿和袁履谦押往洛阳。
就在常山陷落的几天前，玄宗意外得知了“献俘”的真相（窃功邀赏、见死不救的王承业半年后就被玄宗派人诛杀了），赶紧擢升颜杲卿为卫尉卿兼御史大夫，擢升袁履谦为常山太守。然而，诏命未及下达，常山就已经落入燕军之手了。
颜杲卿和袁履谦被押到洛阳后，安禄山指着颜杲卿的鼻子狠狠数落，说：“你本来不过是个小小的范阳户曹，是我保举你为判官，没过几年，又让你升到太守之位，我哪里对不起你了，你要造我的反？”
颜杲卿怒目圆睁，破口大骂：“你本来不过是营州牧羊的一个羯奴，天子一直把你提到了三镇节度使，恩幸无比，哪里对不起你了，你要造他的反？我颜氏世代皆为唐臣，禄位皆为朝廷所有，虽受你保荐，岂能跟你一同造反？我为国讨贼，恨不得亲手杀了你，岂能说是‘反’？！臊羯狗，废话少说，赶紧杀了我！”
安禄山气得七窍生烟，立刻命人对颜杲卿和袁履谦施以凌迟之刑。
凌迟，又叫剐刑，俗称“千刀万剐”，是中国古代最残酷的刑罚之一。受刑者身上的肉被一片一片地剐下来，但不会马上咽气，而是能清醒地感受到受刑过程中每一丝每一毫的痛苦，可谓惨烈至极，绝非一般人所能承受。
然而，颜杲卿和袁履谦不愧是铁打的汉子，在整个行刑过程中，他们始终骂不绝口。直到咽气的那一刻，他们的詈骂声才戛然而止。与颜杲卿同日被杀的，还有当初被安禄山扣为人质的多个子侄，以及在常山被俘的许多家眷和族人。据《资治通鉴》称，颜氏一门死于燕军刀斧之下的，前后共有三十余人。
随着常山的陷落和颜杲卿的壮烈殉国，轰轰烈烈的河北抵抗运迅速陷入低潮。史思明和蔡希德挟新胜之威，“引兵击诸郡之不从者，所过残灭；于是邺、广平、巨鹿、赵、上谷、博陵、文安、魏、信都等郡复为贼守”（《资治通鉴》卷二一七）。只有饶阳、河间、景城、平原、清河等少数几个郡仍然在坚持抵抗。
随后，史思明等人又率部猛攻饶阳，河间和景城的唐军先后出兵解救，却被史思明一一击溃。
面对燕军骁将史思明的疯狂扫荡，河北官军已无抵御之力，完全有可能被逐一击破。
河北全线告急，玄宗顿时心急如焚。
危难之际，玄宗自然把目光转向了长安的北面——朔方与河东。
除了河北、河南的第一战场外，那里是官军与叛军交锋的第二战场。此刻，有一个英勇矫健的身影正活跃在这个战场上。
他就是时任朔方节度使的郭子仪。
玄宗知道，眼下除了驻守潼关的病恹恹的哥舒翰，能够临危受命、力挽狂澜的人，就只有这个郭子仪了。
郭子仪，华州（今陕西华县）人，生于武周神功元年（公元697年），官宦人家出身，其父郭敬之曾历任绥、渭、桂、寿、泗五州刺史。史称郭子仪“长六尺余，体貌秀杰”（《旧唐书·郭子仪传》），也就是长得高大威猛、相貌堂堂，几乎天生就是一块军人的料。所以，年轻时代的郭子仪就进京参加了武举考试，结果力拔头筹，以“高等”的成绩登第，旋即被授予左卫长史之职，从此进入帝国军界。
郭子仪入仕后，曾在边疆诸镇辗转担任边关将领，经过长期历练，积累了极为丰富的军事经验。天宝八年（公元749年），郭子仪被擢升为左卫大将军，出任横塞军使。天宝十三年（公元754年），横塞军改名天德军，郭子仪仍旧担任军使，同时兼任九原太守、朔方节度右兵马使。从郭子仪的履历不难看出，他其实是一个大器晚成的人。
安史之乱爆发的前一年，他已经五十八岁、年近花甲了，论年龄和资历，他绝对可以称得上是一个老将，可他的职务却只是区区的朔方节度右兵马使。也就是说，当高仙芝、封常清、哥舒翰等人早已名震朝野、一个个成为手握重兵的封疆大吏的时候，郭子仪在帝国军界仍然是一个排不上号的人物。
如果没有安史之乱，郭子仪有没有资格在史书中被单独列传恐怕都是一个问题，更不用说要作为一个“挽狂澜于既倒、扶大厦之将倾”的一代名将而永垂史册了。
安史之乱改写了很多人的命运，比如高仙芝、封常清，还比如稍后的哥舒翰、杨国忠、杨贵妃，以及玄宗李隆基等等……然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征，就是被改得一塌糊涂、惨不忍睹；而由原本的默默无闻、普普通通被最终改得名扬天下、光芒万丈的人物，恐怕就非郭子仪莫属了。也许，这就是所谓的时势造英雄。
当然，前提是你必须有成为英雄的潜质，否则时代的汹涌大潮一扑过来，非但不能造就你，反而有可能一口吞噬你。
其实，每当巨变的时代大潮来临，被吞噬的苍生千千万万，而被造就的英雄往往只有一个两个。能成为英雄的人，首先要看上苍是否点选了你，其次要看你是否已经作好了充分的准备。闽南语歌曲中有一句经典歌词，叫做“三分天注定，七分靠打拼”，其实在我看来，“天定”和“打拼”应该五五开，无论哪一方面弱一些，都有可能导致一个英雄的夭折。
而在郭子仪身上，运气和能力似乎被分配得极为均衡、恰到好处，所以他才能在危急存亡之秋脱颖而出，成长为一个千古流芳的英雄人物，并且还能在日后不被当权者兔死狗烹，把令人艳羡的权力、地位、名望、富贵保持了整整一生，甚至还能泽被后人，惠及子孙。
放眼古今，这样的成功实属绝无仅有。
因此，后世有人把郭子仪称为“福禄寿考，千古一人”，实非过誉之词。
天宝十四年十一月，就在安史之乱拉开帷幕的时候，郭子仪的辉煌人生也随之同步开场了。由于当时的朔方节度使安思顺是安禄山的堂兄弟，玄宗自然是极不放心，所以第一时间就把安思顺召回了朝廷，转任户部尚书，同时擢升右兵马使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，兼卫尉卿、灵武（今宁夏灵武市）太守，命他率部进入河东战场。
这一年，郭子仪已经五十九岁。
安禄山亲率大军南下的同时，命他的党羽、大同军使高秀岩自驻地（今山西朔州市东）出兵，攻击振武军（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），以此开辟第二战场，一方面牵制朔方与河东的唐军，一方面自北而南威胁关中。可是，高秀岩刚一出兵就遭到了郭子仪的迎头痛击，不得不缩回老巢，另派部将薛忠义进攻静边军（今山西右玉县）。郭子仪闻报，立刻命左兵马使李光弼、部将仆固怀恩等人率部截击，大破薛忠义军，斩杀叛军骑兵七千人。随后，朔方军又乘胜进围云中（今山西大同市）、克复马邑（今山西朔州市），并打通了一度被叛军控制的战略要地东陉关（今山西代县东）。
朔方军在河东连战连捷，重挫叛军兵锋，使郭子仪一跃而为朝野上下最为瞩目的将帅。玄宗立刻论功行赏，加封郭子仪为御史大夫。
就在河东战场捷报频传的时候，常山被史思明攻陷，河北告急，玄宗不得不命郭子仪解除云中之围，主力暂返朔方休整、补充兵员，准备南下克复东京，同时让他推荐一名优秀将领，并拨出一部分兵力，令其从井陉关东进，火速驰援饶阳，挽回河北局势。
郭子仪向玄宗推荐的这个人选，就是日后平定安史之乱的二号功臣——李光弼。
李光弼，契丹人，生于中宗景龙二年（公元708年），祖辈是契丹酋长，祖籍营州柳城（今辽宁朝阳市），算起来和安禄山、史思明还是老乡。李光弼的父亲是李楷洛，官至朔方节度副使，封蓟国公，以骁勇果敢闻名军中。
都说虎父无犬子，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之下，李光弼从小就“善骑射，能读班氏《汉书》”，年纪轻轻就进入了军界，而且起点颇高，“少从戎，严毅有大略，起家左卫郎”。（《旧唐书·李光弼传》）
天宝初年，三十出头的李光弼已经官至朔方都虞候。天宝五年（公元746年），河西节度使王忠嗣对李光弼非常赏识，遂将其纳入麾下，拔擢为河西兵马使。当时，王忠嗣逢人便说：“李光弼这个年轻人，将来必能坐上我的职位。”由于王忠嗣的青睐，加上李光弼本人确实有才，所以他很快就在河西军中声名鹊起，“边上称为名将”。
天宝八年（公元749年），李光弼又升任河西节度副使，封蓟郡公。成为河西二把手的这一年，李光弼才刚刚四十出头，而大他十余岁的郭子仪此时还只是一个不为人知的横塞军使。换言之，截至天宝中期，李光弼的官职、爵位、名望，其实都已经远在郭子仪之上。如果说郭子仪是大器晚成的典型，那么李光弼则无疑是少年得志的代表。
然而，谁也没有料到，就是这个被所有人都非常看好的后起之秀，几年后却突然辞官归隐，一下子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。
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，以至让李光弼亲手毁掉了自己的大好前程呢？
原因说起来很简单，但又很令人费解。
那是天宝十三年（公元754年），朔方节度使安思顺爱李光弼之才，遂奏请朝廷，任他为朔方节度副使、知留后事。安思顺这么做，显然是把李光弼当成了自己的接班人。如果不出什么意外，几年后李光弼就能顺理成章地继任节度使，成为帝国的封疆大吏。
可意外还是出现了。因为安思顺太欣赏李光弼，所以在提拔他的同时还附带了一个条件，就是想招他做女婿。按理说这本来是好事，当时安禄山还是玄宗的头号宠臣，安思顺自然也跟着沾光，所以，能成为安思顺的乘龙快婿，这对李光弼日后的仕途发展绝对是有好处的。
但是，李光弼却一口拒绝了。
他不但一口拒绝，而且干脆把安思顺给他的官也一块辞了。
史书没有解释李光弼作出如此反常举动的原因，可我们不妨作一些推测。当时，李光弼肯定早有妻室，而安思顺则肯定不希望自己的女儿嫁过去做小，所以，他很可能是希望李光弼把原配夫人休掉，再让女儿嫁过去当正室。
如果我们的推测成立，那么这桩婚事对李光弼来讲就不是什么让人愉快的事情了。也就是说，他必须作出选择——要么舍弃结发妻子，拥抱大好前程；要么舍弃高官厚禄的诱惑，坚守自己的道德底线。
李光弼最终选择了后者。
这似乎可以说明，在李光弼心目中，道德伦常的分量要比功名利禄重得多。《旧唐书·李光弼传》中有一个容易被人忽略的细节，或许可以为我们的上述推测作一个旁证。该传有一句话说：“（光弼）丁父忧，终丧不入妻室。”也就是说，李光弼在为父亲守丧期间，严格遵守当时的礼制约束和道德规范，始终没有和自己的妻子同房。
在今天的人看来，这似乎不值一哂；可对古代人来说，这却是一个人具有高尚节的标志。从这件事，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——李光弼这个人具有很强的道德观念，为了维护这个最根本的东西，他可以舍弃很多其他东西。
也许，这就是李光弼拒绝婚事并愤然辞官的深层原因。
